我们的短租人生

这是【Dwelling in the Void / 虚空中栖居】系列的第3篇文章。在全球化、移民、疫情、都市高房价和不稳定的工作的影响下，当代人主动或被迫地长期活在“临时状态”里，重复着找房、搬家、转租、跨国和跨城市迁徙，在陌生的房间里反复组装家具，重建生活，又一次次亲手拆解它。

从纽约到温尼伯，再到温哥华，我以近年来租住过的房子为线索，记录了这些临时的空间所留给我的身体记忆、情感体验，以及长期的流动如何塑造了我的人生。但我真正想问的是：当一个人经历反复的重启，还有什么是她的锚点？什么能让她保持连续性？

尤其在成为母亲之后，我第一次重新思考“家”，并看到自己面临的两难处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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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于2020年11月摄于布鲁克林Williamsburg

1. 锚点

孩子出生以后，我开始想很多以前没想过的问题，比如说，要不要买房？

女儿现在还小，可以带着她去别的地方，不用担心对她有太大影响，只要有稳定的照顾者，顶多不适应两天，就会一切如常。但等她再长大一些，开始上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小学……最好要有固定的家、社区、日常轨迹和朋友圈子。

人一旦有了记忆，就会形成连续的叙事，也由此开始认知自我和世界：我是谁？我的家在哪儿？我要去哪儿？我要怎样活着？

当房子要变成“家”，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固定住所，而是人生的锚点。我在温哥华租住的地方，可能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。

在这之前，我都不觉得自己需要买房，因为我一直在流动，没有“稳定下来”的理由。我喜欢新事物带来的刺激和启发，好像只有在变化中，我才能感到清醒，和活着的快意。而命运的悲剧性就在于——你总能得到你自找的。我好像再也停不下这种惯性。如果一个人长期处在离散中，“扎根”本来就是一件艰巨的工程，它不是自然而然的，而是要克服大量额外的成本。

我的父母在中国土生土长，小时候两家人就住在两对门；他们青梅竹马，早早结婚生子，至今相守；他们在体制内兢兢业业，从未有过长期失业。双方家族中没有人定居国外，近亲们都住在同一个城市，人际关系可以从父辈一直延续到孙辈。我算是唯一的例外。

我曾经拼命想逃离这重重包围的“稳定”，因为它附带了很多我讨厌的东西——权威，传统，僵化而迂腐的价值观，循规蹈矩、一眼望到头的人生……房子伴随着婚姻而来，也变成一个困住我的牢笼，不断蚕食着我的生命力。

但现在我想，如果没有早年那些习以为常的稳定感，我还会如此热爱自由、享受冒险吗？我的女儿生来就是一个更自由的人，也许会苦于寻找自己的立足点，和更多的“定义”。为了不让她的开局难度太高，至少，我可以开始建立一个家？

从经济上考虑，温哥华最近的房价回落了一些，没有疫情后那么夸张了，由于移民政策收紧，市场的库存也变多，算是个看房的窗口期。如果确定要买房，那晚买不如早买，早一点住进去，就少损失一些租金。

但问题是，我确定要在温哥华定居吗？我喜欢这个国家，这个城市，这里的社会和人，还有它的生活方式吗？我今后的事业能在这里发展，我的人生要和这个地方绑定吗？还有别的可能吗？

爸妈带着孩子回国后不久，我就离开了温哥华。一路上，我好像又回到熟悉的节奏，在打车，在机场候机，在中转时吃快餐，在过海关和安检，在飞机上睡觉，在找插座给手机充电……我走来走去，感到自己十分灵活，连产后多长的二十斤肉都没重量了。

我借住在朋友家，分到了一个小房间。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其实只需要解决很少的需求：床、饭、电源（或者再加上Wifi），便能迅速安顿下来。我习惯了在不同的床铺上睡八小时以上；会步行去最近的超市，买固定的食材，迅速熟悉厨房里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；找到一个能够舒服地写东西的位置；睡觉前为手机、电脑和手表充上电。

自从搬去加拿大后，我每年都来纽约小住，除了去年因为生育没有来。来也没什么目的，只是假装还在这个城市里继续生活，抱着有一天还会回到这里的幻梦。

2. 白噪音

每次来纽约，我都不忘回去自己曾经居住的社区看看。威廉斯堡和曼哈顿只一河之隔，地铁一站相连，交通非常方便。这里是出了名的文艺社区，虽然近些年来士绅化得厉害，但新兴商业也带来了新的活力。街道上遍布潮牌店、个体户咖啡店和餐厅、独立书店、古着店、地下酒吧和小剧场，人气十足，即便作为游客也想来一逛再逛。我十分中意这里，自从住进来后就没搬过家，哪怕迎来送往了好几拨室友。

我会站在Bedford Ave地铁站附近那栋小公寓楼对面，望一眼我租过的房间的窗户，好奇现在的住户是否还在用我留下来的家具。

记得十年前，在一个夏末的黄昏里，我第一次走进那空荡荡的卧室，从窗户往外望，看到高低错落的屋顶上方粉色的天空。周围的房屋就和这栋差不多，都是多层小公寓楼。它们大多由私人自行建造，年代跨度久远，外形也不拘一格——颜色、材质、体积和造型都各行其是，看上去杂乱而有机。楼下的院子里挤出来一棵大树，占据了半个视野。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关山樱，每年春天都爆开一树浓烈的艳粉色重瓣花。

我把窗外的照片发了朋友圈，立刻有国内的朋友评论，说布鲁克林是个危险的“犯罪高发”地带，因为是“黑人聚居区”，这大概就是远方的人从电影或新闻里得到的印象。后来，布鲁克林成了我在纽约最喜欢的辖区，每次来纽约我都尽量住这儿。这里的种族高度多元化，街巷里充满生活气息，有历史积淀、有人情味、有边缘社群特有的不羁和反骨，孕育着丰富的亚文化和草根艺术，足以享誉世界。

我们把客厅打上隔断，变成另一个卧室，加上主卧和次卧，三个人分担了房租，每个月也要1300美金。我从宜家买了所有家具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一边上学一边组装。我的主卧面积挺大，自带一个入墙式衣柜，还足够合理地摆放双人床、沙发、书架、全身镜、储物柜，书桌和椅子、床头柜和茶几。我还铺了一张厚实的地毯，放上抱枕和豆袋，以便能自在地席地而坐。

我见过很多留学生几乎不买家具，东西放在行李箱里，床垫就放在地板上，好像随时准备离开。但我想要一个“家”的感觉，不止容留我的身体，也给与我情感慰藉。我还希望能在这里接待朋友和父母，所以会好好布置它，养植物、摆照片、在墙上挂画，哪怕知道这只是临时的。

由于空间局促，室友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变得紧张。我们的交集就是共用的厨房和卫生间，矛盾也总是关于这两个地方。但我们很少当面沟通，偶尔打招呼时都很客气，却在共同的微信群里发难：谁吃了饭后就把锅碗瓢盆堆在水池里不洗？谁忘在冰箱里的食材腐烂流水了？谁洗完澡在浴缸里留下了一堆毛发？谁应该负责这周做清洁和倒垃圾却没做？

纽约让人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。总有好看、好玩、好吃的不容错过。我不知疲倦地外出，会穿时装、化全妆，把最光鲜的一面献给这个城市，以成为它的一份子为荣。没人会在逼仄的租屋里浪费时间，这里只是一个在我们喝醉了、疲倦了、失意了、受伤了、痛哭流涕时悄悄躲起来的夹缝。

但它也并不像个安全空间。因为隔墙隔音太差，我总能清楚听到隔壁房间的声音，在和家人打电话、开会、看电影、和朋友八卦、和约会带回家的男人调情；那些大笑、抽泣、一惊一乍的争吵、你来我往的应和、一本正经的汇报工作、诱人的窃窃私语和抑扬顿挫的呻吟，好像就贴着我的耳边响起，但又和我无关。它们于不同的时间段里播放，就像永不落幕的抓马，在这个城市的各个毛细血管末端扰动着你的神经。

有次我临时起意，带一个喜欢的约会对象回家，到了门口，我不得不请他在那里等上十多分钟，好迅速冲进自己的房间收拾一番，把吃剩下的碗放进厨房水池，把脏衣服藏进衣柜。虽然我和室友时常互相抱怨卫生问题，但似乎都默认“带人回家过夜”乃人之常情。哪怕牺牲隐私，我也尽量在自己家约炮，避免遇到连环杀手。大家也形成一种默契，只要听到另外的人在“外面”（公共区域）活动，就不走出自己的房间。

我的卧室里装的是老公寓里常见的窗式空调，像一个大箱子嵌在窗户的下面，开启后会一直发出巨大轰鸣声。我的床就紧挨着这个空调。在湿热的夏夜里，它吃力运转时的轰鸣声，伴随着窗外时不时呼啸而过的警车、救护车和消防车的警铃，构成了一种独属于纽约的白噪音，而我早已习惯了枕着它入眠。

租屋和公寓楼内部都没有装配洗衣机，总是要把脏衣服积攒满了一个洗衣袋，找一天扛去街边的洗衣店，用那里的公用投币式滚筒机洗涤、烘干，每次都要花个三到五美元。洗衣店有营业时间需要配合，不是你随时想洗就能洗的。这是我从未有过的居住新常态，从小到大，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，哪儿见过谁家没有洗衣机的？

3. 波兰大盗

我们的房东是一个脾气有点暴躁的老头。刚搬进去那年，室友为了庆祝春节，在门外面贴了春联，不知为何就招惹了他。他上门来骂骂咧咧，当时我不在家，室友吓得不敢开门，从猫眼里看到他把春联都撕了下来。正在惊魂未定之际，却发现他又返回来，用胶带把春联重新贴上了。

他一直要求我们用现金交房租，想必是为了偷税漏税。在纽约疫情高峰时期，全城封锁，我滞留在了湾区。虽然人回不去，但房东催房租的信息每日一发，一点都不带含糊。我的两个室友遭遇了减薪和拖欠薪水，想让房东减租。于是我写了篇声情并茂的小作文，不遗余力地把房东架上了道德高地，果真拿到了900刀的折扣。

为了避免近距离接触，我们提出了网上转账，但房东让我们写张支票，并提供了他的全名和住址。

一位室友曾经听别的住客说起房东的轶事，心血来潮就去Google了他，找到了一篇2006年的新闻。我们惊讶地发现，房东竟然曾经是一个连环盗车产业链的头目。他是上世纪70年代的波兰移民，刚来时在威廉斯堡开了个修车铺维生，但很快便发现偷车是个高利润产业。他的团伙在过去十年内从纽约偷了超过两千辆高档车，并租赁海运集装箱走私去俄罗斯销赃。原价十万美金的奔驰，小偷获利五百美金后，他转手只卖两万美金。后来，他用赚到的钱将修车铺改造成了一栋公寓——就是我们住的地方。

当年法庭判他有罪，他面临了最高十二年监禁，和一百五十万美金罚款，还要交出他的住所和这栋公寓的所有权。但不知后来如何，他并没有服满刑期，也保住了他的家和公寓。

他一直尽心维护着这栋公寓，每半个月就会亲自做每个楼层的清洁，我们需要修理任何设施也都是他带着工具箱上门。他早年占据了一个如此有发展潜力的社区，一辈子都可以靠收租高枕无忧，时不时就听说他带着家人出国度假去了。赃款转化成了可持续的财富，罪有应得的人最后全身而退。

我跟他提出房租打折的请求时，他很不开心，说：“从来没有人给我打折！”

但末了他又对我说：“Stay safe and strong！”

4. 两个行李箱

等不到疫情结束，我便从湾区回到了纽约，看到家里的植物都已经枯死。往窗外一望，竟发现楼下那棵茂盛的关山樱也被砍掉了。我大哭了一场，心里觉得大概是时候离开了。疫情期间，纽约流失了很多居民，当这个城市不再源源不断地提供公共活动，他们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忍受它的昂贵和拥挤。

那个冬天，我从纽约搬去了温尼伯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城市的名字，它位于加拿大的中部省份曼尼托巴，美其名曰为“加拿大的心脏”，其实就是“in the middle of nowhere”。

我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始收拾，只用了三天时间，就把住了四年半的屋子里的生活痕迹全部剥除掉了，效率高得像个急着毁尸灭迹的逃犯。我把我积攒下来的大量个人物品，衣服、鞋、包、化妆品、书、文件、纪念品、摆设、毛绒玩具、电器、电子产品……从它们一直在的位置上剥下来，分门别类，一件件检视其用处和价值，决定它们应该去往哪里。

就像是把自己给肢解了，然后到处抛尸。毛发和皮囊扔进垃圾桶，血肉瓜分给朋友，心脏就地埋葬，骨头寄回了家乡。奇怪的是，明明操刀的人是我，我却有种任人宰割的感觉。

我只能随身带两个行李箱，于是被迫仔细掂量，究竟什么东西才值得我继续保留？如何才能把一个生长了四年半的“家”，在去皮拆骨、脱水风干之后，压缩进两个行李箱的空间里？

书是最棘手的，太重，太占空间，但扔掉它们会有极大的负罪感。我悲哀地意识到，没有自己的房子的人，根本没有买书自由。特别是我爱买的艺术画册，会用每张重达180克以上的铜版纸印刷，个个都是砖头的分量。我精挑细选了几本留下，剩下的分成几堆，一堆用海运寄回国内父母家，一堆分送给纽约的朋友，一堆就趁周末时放在公寓门口，立个牌子让路人随意拿走。

我带上了很多回忆，和朋友、家人拍的照片，收到的明信片、礼物，上学时写的日志，参与社会运动和社群活动时留下的物料，火人节的门票和地图、生存手册，骄傲节上的饰品，去南美旅行的纪念品……临走前，我最好的朋友又送给我两个“大件”，一件是用我们过去聚会时拍的照片制作的拼贴画；另一件是纽约街头艺人的大幅水粉画作，画的是我们都无比熟悉的，中央公园旁的第五大道街景。天知道我怎么把它们都塞进了行李箱。

我分出一个箱子装了这些“无用”之物。它们像是我残留的组织，让我不至于被彻底清空。

5. 雪城

在被纽约的高房价虐习惯了之后，我终于在温尼伯找回了当中产的底气。这里整租一居室的价格在每月700到1000美金之间，很多都包含水电气，甚至网络。由于地广人稀，房子的空间都很宽裕，一个人住显得过分。

我在市中心看上了一栋梦中情楼，接待我看房的是一个高挑的金发美女。楼里设施很新，酒店式管理、带健身房和天台花园，楼下紧邻着图书馆和社区广场，走几步就是购物中心。我已经开始幻想一种完美的生活：每天吃完早餐去图书馆看书，天气好的时候在广场上晒太阳，傍晚回来还能健个身。

结果我的租房申请却被拒绝了，因为我的签证几个月后到期。对方客气地说，可以续签之后再去申请。

我难过了一整天。因为无法解决身份问题，我才从纽约退到了温尼伯，而这种“不被接受”的感觉，却再次被触发了。后来再去看别的房子，我只觉索然无味。那些繁琐的申请程序尤其令人厌烦——工作证明、收入证明、学习证明、前房东和雇主信息……仿佛人必须被审核成为一份合格的档案，才配拥有一个住处。我开始怀念纽约的房东，虽然他喜怒无常，但私人物业反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。

最后，我在一栋一开始看都不想看的楼里签了约。不想看是因为它太“龟毛”了：其他所有的楼都是我直接打电话预约看房。只有这栋楼，在打完电话之后，物业又发来几条信息问东问西，接着又发来三封冗长的邮件，让我填写一堆关于“Covid自查”和身份相关的问题。我翻了个白眼就关上了，心想：你以为自己是谁？

但在被现实打击之后，我谦虚多了，又打开邮件老老实实回复了所有问题。等到去看房时，我才发现，那种“龟毛”其实来自一种老派的认真。物业办公室里全是老太太，她们提前打印好了每间房的平面图，按照看房顺序排好，在上面细细写满备注，细到会注明窗户往哪边开；带我看房时，老太太会把灯全部打开，耐心地介绍每套房子的特点，在我拍照时主动退到门外。看完之后，她已经开始叫我 “亲爱的”。

我觉得自己重新被当成了一个人。这栋楼有些年头了，但就像老太太一样扎实——空间大、布局好、设施齐全，而且很便宜。我立刻决定租下来。

我又在宜家买家具，甚至选了和在纽约时一样的款式，毕竟它们的性价比已经被验证过。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能帮忙，我便花钱在网上找人帮我搬家具、完成大部分组装。又用了一整个月的时间，慢慢添置电器、各种居家用品，甚至装饰品。那段时间，我经常到处逛到处买，原本想象中特别麻烦、无聊的过程，却意外地让人很有乐趣和成就感。

当初迅速搬离纽约时，被粗暴打断、打碎和剥离的我，又在这里一点点异地重建。那些和生存无关，但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回忆，也终于离开了箱子，找到我身边的位置。我把书和旅行纪念品放置在展示柜里，还动手做了个照片墙，把明信片、照片都挂上去。临近新年时，我特意找了个装裱店，花了200加币，把朋友送给我的纽约街景画裱上了画框，挂在了客厅的墙上。

客厅的大落地窗正对着西面的曼省议会大楼，是温尼伯少见的高层建筑，能俯瞰温尼伯市中心。即使在最密集的地带，楼群也显得稀疏、平缓，大都是千篇一律的水泥方盒子。我站在窗前一眼就能看到城市的地平线，每天都能欣赏壮丽的雪城落日，和渐渐点亮的城市之光。夜深时分，偶尔能发现皎洁的月亮升起在议会大楼的穹顶上方。

算上在国内的时候，我十多年没有独居过了。长期和室友同住，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，也忘记了房子对于生活质量的重要性。第一次，我感到我拥有了自己的房子。一个人住一居室实在太舒展，太自由了，每天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洗完澡可以光着身子到处走，半夜了也可以在厨房呯呯碰碰地做吃的、大声放音乐。我独占了整个厨房、冰箱，自己做饭的兴趣高涨起来，每天都换新的食谱，不再像在纽约那样频繁外食。楼里有一个集中的洗衣房，一周七天24小时对住户开放，洗衣服也不用找街上的洗衣店了。

在一个乏善可陈的城市里，家就成为了生活的中心，难怪温尼伯的人都是有家庭的。温饱之余，我开始刷约会软件。在这个号称70万人口的“加拿大第六大城市”里，我却只刷到了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女的。（顺带一说，中国第六大城市是深圳，人口近1800万。）

我和那个独一无二的男人约了炮，完事之后，我和他聊到了自己在英国、中国、美国上学、工作，最终却流落至此的人生经历。他却说，他自打出生后就住在温尼伯，从来没有出过加拿大。那一刻，我竟然有一种反向殖民的快感。

温尼伯的冬天十分严酷，黑夜占据三分之二时长，每天天没亮就天黑了，直到五月中旬都还在下雪。铺天盖地的暴风雪在窗外卷成一片片涌动的白浪，窗框被狂风吹得整晚都在咔咔作响。但室内的暖气很足，可以无压力地只穿短袖和内裤。我的生活从外向大幅度转为内向，我更勤快地打扫、收拾房间；在室内养植物、练瑜伽，尽量让自己动起来。

我比在纽约的时候更用心地布置这个家。但直到我搬走，都没有一个曾经的朋友来拜访过它。人们总是会去北京，上海，纽约，三番，温哥华，多伦多……但他们和来这里之前的我一样，根本不知道“温尼伯”的存在。

房子一大，就感觉多了很多空白，空间的宽裕反而放大了我的形单影只。即便我尽情添置了很多东西，却始终填不满。这个家的氛围一直很寂寥，在悄然轮转的阳光、月光和雪光中被一遍遍洗礼，连空气都清心寡欲，很适合无尽的沉思。我可以整天整天地不说一句话，像被封存在透明的琥珀里一般静止。

如今，即便我已搬离温尼伯快三年了，我的一部分却好像从未离开，它从留驻在我回忆中的那片“空白”，化作了我内心一个永远无声的角落。

6. “搬家创伤”

拿到永居身份之后，我就逃也似的搬去了温哥华，因为实在不想留在温尼伯再过一个冬天。登机的时候，我对着停机坪拍了一张照片，就像我最初落地这里时一样，然后发了条朋友圈说：“祝愿余生再也不相见。”

疫情后，国内有大量人跑来加拿大，曾经冷清的市中心开始经常见到华人面孔。温尼伯的租房市场接近饱和，原本我还在担心自己新签了一年租约，半路搬走会找不到人接盘，物业的老太太却说：“亲爱的，相信我。你只要把招租信息挂在网上，一个小时内会有70个人给你打电话。”

我试着在小红书上发帖，面向中国人招租，果然不断有人联系我看房，还有路人夸我房间整理得好看。很多已经开学的留学生没能及时租到房子，就住进了学校附近的Airbnb，一边上课一边找房。还有尚且身在国内的上海人，不远万里来联系我，愿意不看房就签合同。

最后，我转租给了一个刚出国的中国留学生，把房子里所有家具和大件电器打包便宜卖给了他。我把还能继续使用的东西装了几个大纸箱，运去华人开的快递公司，他们服务更好，会免费打包、封装。我还特意找了个附近的捐赠箱，把几大包淘汰掉的衣服扔了进去。

原来处理掉这些沉冗的身外之物，感觉会这么好。就这么放进去一关门，烦恼不见了，压力不见了，整个人的心态都年轻很多。好希望我的那几大箱行李也在路上莫名失踪，我就可以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一身轻松地去温哥华了。

如果不是搬家，一个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活着需要多少东西，尤其是有多少没用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在上一个家里无处可寻，去了下一个家继续大隐于市，它们唯一的存在感，就是搬运时压在身上的重量。

来温尼伯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在这里呆不久，买的很多都是便宜货，但走的时候仍舍不得扔，尽量全部带走，给自己增添莫名的负担，其实下一个地方也不一定能待下去。再次搬家让我倍感消耗，我甚至去搜索了“搬家创伤”这个词，如果没有人研究过这种经验，我会很惊讶。

我忍不住问自己，人为什么要迁徙？为什么总以为生活在别处？为什么不待在出生就在的地方，和熟悉的人、熟悉的事物永远在一起？

我终于悟到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都聪明，因为中国人从小就知道要结婚和买房。我想要有个体力更好的队友当免费搬运工，我只用在旁边自拍。我想有一天不用再搬家，所有的家具和炮友都可以一直用下去，不用总是换新的，还都很廉价。

搬家就是“离散”这个概念落到我们身上时，那拳拳到肉的痛打。面对它的拳头，我越来越吃不消，复原得也越来越慢。流动意味着反复的重启，有大量精力、金钱和资源被消耗在辗转腾挪之中。到了某个时刻，它给我带来的生机已越发稀薄，却开始破坏那些需要在长期稳定中才能建立的事业。

7. 恒温游泳池

在温哥华的朋友的帮助下，找房的过程很顺利。七七堪称一个找房专家，她从脸书的Marketplace、Craigslist上找了很多招租的广告发给我，和我讨论房子的大小、设施、位置和价格。很快我们便看中了Craigslist上的一个房源，这栋公寓位于中央公园旁边，走去最近的天车站只要两分钟，离大型购物中心、中国超市只有一站路。户型虽然是一居室，但是带了个小的多功能房间，完全可以当第二个卧室用。最难得的是，楼里有一个恒温游泳池，我从小喜欢游泳，但这个爱好在纽约和温尼伯都没法实现。

我和房东用英语交流了一阵子，后来才发现他们是一对华人夫妇。这套房子原本是他们父母在住，后来父母回国养老了，就空了出来，他们有一儿一女，女儿也在纽约读书，要靠这里的租金来补贴生活费。本来他们已经打算租给一家日本人，但我作为单身女性，可是租房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客户，一亮明身份，就轻轻松松抢了单。

房东不惜夸下海口，“这个房子的风水好，之前住进来的单身男女，都谈上恋爱，找到对象了。”

房东照例问了我很多关于身份背景的问题，包括我的工作和雇主，问：“你们是不是会发那种国内没法发的新闻？”我很担心他们是粉红，因为政见不合就不租给我了，但我还是照实回答了他，他没说什么，客客气气地和我办完了手续。后来，房东夫妇也礼尚往来般地跟我“政治出柜”了，听到他们吐槽国内的防疫政策和经济问题时，我暗自松了口气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房东阿姨专程来找我，热情地和我寒暄了几句后，突然从包里抽出一个宣传册递给我，我低头一看：

《神韵晚会》。

温哥华让人恍惚觉得自己身在国内。我住的社区就是一个华人聚居区，出门吃饭、买菜、剪发什么的都和华人打交道，日常生活几乎可以不讲英文。早上出门会看到楼下花园里聚集着很多老头老太太，操着一口京腔，大声交流着对国际局势的看法。

新的开始，还是坐在空荡荡的地板上组装零件，拧螺丝时的手感已然非常熟悉，有些家具不看说明书就能装好，有时装着装着会克制不住厌烦的情绪，停下来叹口气，我的人生到底还要装多少个宜家家具？为什么这没完没了？

我曾经告诫自己，不要对下一个住所花费多余的心思，省得下次搬家时又很受伤，可一想到移民吃了那么多苦，就觉得不能亏待自己。于是，我继续追逐着一个“家”的幻象，忘情地装点它，钱又像流水一样地花掉了。

新家的厨房里装了洗碗机，自己做饭更轻松了；还配备有洗衣机和烘干机，于是，我足不出户就能洗衣，无论下班后、周末还是法定假日，想洗就洗。连洗衣袋都不需要了，脏衣服直接扔进洗衣机存着，干净的衣服直接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穿。我发现，洗衣机离我的距离直接反映了我生活水平的提升。

我平时会去旁边公园的树林里散步，晚上吃完饭就去游个泳，还可以经常去朋友家玩。我也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，能够大大方方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会，在节假日办派对。出国那么多年好像终于过出了人样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付了过去在温尼伯租房时三倍的房租。

8. 身体记忆

孕晚期的时候，爸妈来温哥华照顾我。刚开始，他们嫌这间房子离天车站太近，半夜列车呼啸而过的声音，吵得他们睡不着觉。久了之后，慢慢也察觉不到了。他们很快就喜欢上了楼里的恒温游泳池和街对面的中央公园，当做了他们日常锻炼的地方。

等到肚子够大，我请了一个摄影师朋友来家里帮我拍孕照。我终于又把那副搁在柜子里积灰的纽约街景画重新装裱起来，赶在她来之前，挂在了客厅的墙上。我和爸妈坐在沙发上，以它为背景拍了全家福。

去年底，我的租约到期需要更新，房东阿姨发来了信息，想要涨一点房租。而我已经离职，也刚生完宝宝，到处都需要用钱，想和她商量不要涨租。但却得知，因为经济不好，她也失业了，还要供两个小孩上学，压力非常大。

温哥华还有很多更便宜的一居室，但我还不打算搬走。这是这些年来，我感觉是最接近“家”的地方，我在这里怀孕、生下孩子，和爸妈配合照顾新生儿，共同生活了九个月。我们一起去游泳，推着婴儿车在树林里散步，在厨房里做饭，熬夜换尿布、喂奶，留下了太多无法替代的记忆。

可我又隐隐预感，它也许不是我旅程的终点。温哥华是一个很适合养孩子、养老、过舒适又安稳的家庭生活的地方，我尤其喜欢它与大自然的亲近。但它太平庸了，没有纽约那种无所畏惧、纵情燃烧的能量。我和这个城市的气质总归有些格格不入，它无法容纳我生命里那些尖锐、复杂、沉重、动荡的部分。它温柔地接住了那个成为妈妈的我，却无法看见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价值。

我的家应该在哪儿？我曾经相信，人一定要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。现在，我却开始犹豫，人是不是也会为了所爱的人停下来？

当我又一次身在纽约，发现这里一切如故，我依然如此熟悉，熟悉到没必要刻意去重温它。我可以无缝衔接地捡起这里的生活方式，丝滑地转换交通，在免费时段逛喜欢的博物馆，去吃吃过很多次的餐馆，见每次来都见的老朋友，知道去哪里买什么东西。

但这一次又好像又很不一样，我无法沉浸在纽约的魅力中，把温哥华的生活抛诸脑后——那个更像家的地方，引力一般拉扯住我，占据我的心神。

我想起爸妈带着孩子离开之前，温哥华的春天刚到，外面总在下雨。我们会抓住雨停了的空隙，推着婴儿车去散步。公园的小路有些泥泞，高大的针叶林在厚重的云层下灰蒙蒙的，但近处新长叶的灌木却被洗刷得鲜亮；加拿大鹅飞回了湖边准备产卵，草地上冒出了蘑菇和雏菊。婴儿车不断颠簸着，一开始还烦躁不安的宝宝很快就睡着了。

也许人并不是住在房子里， 而是住在了那些身体记忆里。纽约夏夜里窗式空调整夜发出的轰鸣声，温尼伯下大雪时连天连地飘动的白帐，温哥华潮湿的树林里浮动的松针清香和泥腥味……

也许“家”并不是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地方。我看着女儿的小脸，想象有一天，她也会像我一样踏上旅程，因为欲望、理想或者仅仅是不甘心，而不断迁徙，去很多地方生活。但她也会有能力去重新为自己营造一个家，并始终记得自己的来处，是那些和我共同生活过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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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AI辅助创作声明

本文中我参考了ChatGPT提供的如下内容：

• 我和它讨论了文章的结构和主轴，在我多年的旅行、离散和移民的海量经验中，切入点应该是什么，如何筛选素材，如何避免写得太散、太庞大或太抽象

• 我和它讨论了短租经历如何改变了我，生活上，身体上，精神上，给我带来过什么影响

• 我和它讨论了我在流动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红利

• 我和它讨论了如何写我住过的房子，一起列出了要写的重点

• 我和它讨论了文章如何结尾，让它根据我的提纲提供示范，我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最终版本

• 在修改文章时，我让它建议了哪些内容可以精简、删除